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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吳越春秋全譯》，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。《越絕書》《越絕書》是記載我國早期吳越歷史、地理的重要典籍。在《越絕書》的成書年代、作者、卷數(shù)、書名、篇名等問題上，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看法：成書年代有春秋說、戰(zhàn)國說、戰(zhàn)國―西漢―東漢說、戰(zhàn)國―東漢說、東漢初年說、東漢末年說、東漢初年―東漢末年說、西晉說；關于作者有子貢撰說、子胥撰說、袁康撰說、袁康、吳平合撰說、袁康撰吳平修訂說、袁康、吳平輯錄說；關于卷數(shù)，有十五卷說、十六卷說；關于書名，有《越絕書》原稱《越絕》說、《越絕書》原稱《越絕記》說、《越絕記》非《越絕書》說；關于篇名，有吳太伯與兵法篇亡佚說、今本吳地傳即古本吳太伯篇說、伍子胥水戰(zhàn)兵法內(nèi)經(jīng)即古本兵法篇說、今本陳成恒非古本陳恒篇說等等。

又有漢末張芝和東晉王羲之、王洽兩種說法。從傳世的表、帖和出土的漢簡、漢磚看，在漢末以八分書為正體字的同時，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近似真書的寫法。草書也會隨之變異。略晚于張芝的草書家崔瑗作《草書勢》，對草書有”狀似連珠，絕而不離”、”絕筆收勢，馀綖糾結”、”頭沒尾垂”、”機微要妙，臨時從宜”的描述，可見漢末的草書筆勢流暢，已不拘于章法。書體演變本來沒有截然的劃分。說今草起于張芝是從新體的萌芽看;說今草起于二王，是著眼于典型的形成。唐代以來真書沿襲至今。草書在唐代出現(xiàn)了以張旭、懷素為代表的狂草，成為完全脫離實用的藝術創(chuàng)作。狂草亦稱大草，筆意奔放，體勢連綿，如唐朝張旭《千文斷碑》《古詩四道》，懷素僧《自敘帖》等等。

吳軍經(jīng)常從那里出發(fā)對晉朝的襄陽郡進行騷擾。羊祜用計謀讓吳國撤去了石城守備，使北荊州減輕了邊防軍備壓力。于是，羊祜減少了邊鎮(zhèn)的數(shù)量，分兵一半懇田八百余傾，第三年已經(jīng)積下十年的軍糧。軍糧問題徹底解決，羊祜便善甲訓卒，緊鑼密鼓地加強軍備。晉武帝咸寧二年，羊祜晉武帝，請求伐吳。這封《請伐吳疏》既有對當前形勢的的分析，又有具體的用兵措施；既引古證今，又舉不久前滅蜀的實例，顯得理足氣壯，言辭懇切，非常富有說服力。疏中首先指出伐吳的正義性：先帝順天應時與吳國休戰(zhàn)。海內(nèi)得以休息，兆庶有樂安之心，但吳國“背信，使邊事更興”。因此必須，徹底解決對晉朝的威脅。然后舉堯的丹水之伐和舜的三苗之征，說明以有道伐無道，是順應天意。